——基于731部队军医金子顺一与鼠疫班高桥正彦论文所揭露的农安细菌战——
森 正孝
发表在“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官网的《日军宁波细菌战实证研究》学术论文，系本人撰写、递交给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专家证言【日本研究者鉴定书】。该鉴定书用于宁波细菌战受害者胡贤忠先生起诉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及《新京报》的诉讼案。诉因缘于曹教授在接受《新京报》特派记者采访时，提出“日本军在中国实施鼠疫战是人为构建的“并刊载在《新京报》上而刊发。
事实上，在宁波细菌战实施前约四个月，731部队就已经对吉林省农安县展开了使用鼠疫蚤的细菌战。这场针对农安的细菌战，是731部队首次采用鼠疫蚤进行的细菌战。本文将对这场农安细菌战展开深入研究。
关于农安细菌战，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松村高夫于1999年在该校发现的高桥正彦博士论文《关于昭和15年发生于农安及新京的鼠疫流行》（《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二部第514号·1943年）中已有所揭示，但该论文尚不足以断定是731部队所为。
然而，2011年，细菌战资料中心的奈须重雄在国立国会图书馆关西馆发现的金子顺一论文（《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一部第60号·1943年），明确证明了此事是由731部队实施的。顺便提及，正如拙作《宁波细菌战》中亦曾涉及，金子论文对随后1940年10月的衢州细菌战、宁波细菌战，1941年的常德细菌战，以及1942年“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战均有明确记载，已成为确凿不移的铁证。
因此，本文将通过对这两篇论文（金子、高桥论文）的解读，对农安细菌战进行实证性证明。
■前言——农安细菌战灾害概况
2018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网络版刊发了一篇报道，内容涉及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工作人员在长春市农安县开展调查的工作情况。该团队通过走访调查，成功找到了731部队鼠疫细菌战的受害者。在这篇报道中，陈述了农安鼠疫细菌战的概况。
在此次鼠疫受害者调查中，确认了张耀坤（86岁）为目击证人。张先生回忆道，1940年农安县爆发鼠疫时，他年仅8岁。家中七口人中，二姐和母亲先后染病身亡。他坦言：“当时根本搞不清疫情的原因，直到多年后才得知当年的疫情实为731部队在农安搞的鼠疫细菌实验。”
张先生回忆当时情况时说道：“瘟疫大流行后，日本人对我们家所在的院落（日语原文为寄合住宅，直译为集合住宅）实施了封锁隔离，禁止出入。日本人穿着厚重防护服，每天多次测量住宅居民的体温，发现发烧者立即被带走。名义上是治疗，实际上成了人体实验的活体实验对象。院落里有二十多户人家，瘟疫期间共有18人丧生，最小的孩子才8岁。”
悲惨经历者的张耀坤先生，调查时已86岁高龄，若还健在已94岁。若他尚在人世，我们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详情。其实2018年曾联系过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进行研究的T先生，他曾经对张耀坤先生进行过取证调查，但后来与T先生失去了联系。若无法直接采访张先生，我们想和了解张先生历史记忆的亲属们调查相关情况。由于关于农安细菌战的证言极为罕见，即便属于口述历史，也因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而显得尤为珍贵。
随后，网络文章报道称：
史料记载，1940年春季，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及周边农安县突发鼠疫大流行。该疫情始于1940年6月，至同年11月27日结束，共确诊551例，死亡471人。这场瘟疫从县城迅速蔓延至周边农村，持续时间长且波及范围广。
史料记载，农安地区共发生551例病例，其中471例死亡。后文提及的金子论文指出，若将农安地区的二次感染病例计入，总死亡人数达615人。高桥论文强调：“虽然官方记录显示354例（死亡298例，治愈54例，住院治疗2例），但考虑到大量病例可能被隐瞒，实际感染人数应该还有很多”（引自《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二部第514号）。
关于这一差异，前述研究者T先生向我解释道：“中方史料的直接来源是1940年伪满洲国国民政部卫生司编纂的《1940年鼠疫防疫工作报告》。该报告详细记载了从农安县全域蔓延至新京（现长春市）的鼠疫疫情，其中包含全县城镇乡村的统计数据，明确记载了551例确诊病例和471例死亡病例。”此外，《农安县公署》的《防疫月报（1940年6月至11月）》详细记录了每日新增病例数和死亡人数，这些数据与全县统计结果完全吻合。另一份重要资料是满洲731部队的内部报告（收录于《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二部及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Q报告》等文献），其中详细记载了鼠疫菌的喷洒实施情况及死者解剖数据，与伪满洲国的防疫统计数据形成相互印证。此外，在后来编纂的《农安县志（1995年版）》《长春市志·卫生志》以及《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细菌战史料汇编》（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编）中，同样收录了相同的数据，这些数据已作为正式史料被确立。关于高桥论文中“官方记录353人”的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伪满洲国当时仅统计了农安县城区的数据，未包含乡镇地区的死亡人数。
731部队曾派遣密探深入各地的细菌战发生地，调查破坏程度并汇报“效果”。据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大冢文郎大佐的业务日志记载（《日本军的细菌战》吉见义明、伊香俊哉合著），农安地区“由田中技师等6人执行作战任务，密探报告效果极为显著”。这些情报应该是被高桥论文和金子用作了论文的依据。田中技师即731部队昆虫研究班组长田中英雄。无论如何，1940年731部队实施的鼠疫袭击导致农安地区400至600人丧生，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当时农安地区人口约3.1万，因此感染率高达1.3%至1.9%，甚至连高桥正彦也称其为“相当凶猛的传染”（《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二部第514号）。
在此简要提及T先生谈话中提到的《Q报告》。这份名为《Q报告》的解剖报告，是在美国犹他州达格威实验场发现的，对1940年农安·新京地区爆发的57例鼠疫患者进行了病理解剖的报告。报告的“前言”中提到：“高桥正彦医生与其他人员共同开展了流行病学和细菌学调查。”据记载，这些日文版报告已于1948年7月提交至美军，其中不仅附有按器官分类的标本配色模型图，还详细记载了与731部队办公室保存的鼠疫菌进行的比对实验，甚至包括毒性检测等具体数据。战后证实，高桥正彦在1948年提交给美方的文件，正是“Q报告”。
让我们回到网络文章。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金成民731陈列馆馆长的讲述：
“表面上看，农安县的鼠疫疫情看似自然发生，实则是731部队开展的首次细菌战实战演练。他们既想检验鼠疫菌的传染性及防控效果，又想积累细菌战实战经验。”该馆研究员T先生总结道：“作为鼠疫受害者兼目击证人的张先生，其亲述经历与新发现的资料已核对无误，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这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确凿证据，更是揭露731部队暴行的重要补充材料。对于731部队在农安实施细菌事件的罪行，事实确凿不容否认。“（人民网日文版 2018年4月23日）
从后文所述的金子与高桥论文中可以发现，农安细菌战实际上是为后续浙江省和常德地区开展的鼠疫大规模细菌战所做的“实战演练”，本质上是一场检验鼠疫传播威力与感染力的“实验性细菌战”。
但是，即便是“实验性细菌战”，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一个铁定的历史事实——正如张耀坤先生及其家人所经历的那样，有数百名农安人因细菌战而生灵涂炭。
1. 金子顺一论文揭示的农安菌作战
金子顺一的论文集收录了他1943年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一部分发表的八篇论文，这些论文于战后1949年提交至东京大学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金子于193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成为军医。1937年7月加入731部队服役三年半后，自1943年3月起进入军医学校研究部工作。战后1950年至1973年3月期间，他在武田药品公司任职，从事疫苗制造等相关工作。
金子论文的八点内容如下。
- 《雨下撒布的基础考察》（日文：「雨下撒布ノ基礎的考察」）第一部分 第41号 1941年8月11日
- 《低空雨下试验》（日文：「低空雨下試験」）第一部分 第42号 1940年6月7日
- 《PX效应（的）快速估算法》（日文：「ＰＸノ効果略算法」）第一部分 第60号 1943年12月14日
- 「昭和十五年（1940年）宁波战例中首次感染人数……」
- 将历史作战分析表的分类划分为：农安、大赉、衢县、宁波、常德、广・广・玉山
该论文集中收录了以上重要研究成果，堪称本论文集的核心论文。
- 从白鼠分离「肠炎沙门氏菌」（日文：「しろねずみヨリ分離セル「ゲルトネル菌ノ菌型」）第二部 第791号 1944年1月17日
- 《X·印鼠客蚤坠落状态拍摄》（日文：「Ｘ．Cheopis ノ落下状態ノ撮影」）第一部分 第63号 1944年2月24日
- 《液滴在纸上形成斑痕的研究》（日文：「滴粒ニヨル紙上斑痕ニ就テ」）第一部分 第62号 1944年2月7日
- 《X．高空撒布的地面浓度计算》（日文：「Ｘ．高空撒布ニ於ケル算定地上濃度」）第一部分 第81号 1944年6月16日
- 《爆炸所致液体的飞溅状况》（日文：「火薬力ニ依ル液ノ飛散状況」）第一部分 第82号 1944年7月1日
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前文所述的③《PX效应（的）快速估算法》第一部分第60号（见下图右侧）。
上图上方是金子顺一论文集的封面，封面上方刻有“秘”字样。（昭和19年即1944年）
下方是题为「ＰＸノ効果略算法」（日文）的论文封面。封面印有「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部长 石井少将）」字样，其后标注著「陆军军医少佐金子顺一」及作者姓名，下方以加粗字体醒目地写着「军事机密」字样。
“PX”中的P代表鼠疫菌，X则指代印鼠客蚤（学名：Xops）。简而言之，PX指被鼠疫菌感染的蚤类。731部队通过大量实验发现，鼠疫菌是最具“效力”的病原体，因此他们决定利用蚤类进行传播——通过投放被鼠疫菌污染的鼠蚤来实施。
这篇「ＰＸノ効果略算法」（日文）论文共分为八章，本文将重点介绍其中的核心内容。
在《绪言》中，作者首先指出：“武器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明确其使用量与效果之间的关系”。文中强调PX是“现有武器中在质量与特性方面最优秀的弹药类型之一”，并指出“既然将PX作为武器使用，就必须对其预期效果进行一定程度的预估”。作者自豪地宣称：“值得庆幸的是，此前多次参与的作战行动，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标准”，通过反复实践积累了 “关键数据”，说的正是后文提到的“农安、大赉、衢县、宁波、常德以及广信、广丰、玉山”这些地方的细菌战数据。
关于“效果”的定义，文中明确指出：“效果由初次感染和二次感染共同构成”。细菌战的杀伤力不仅包含细菌直接攻击导致的感染死亡，还包括通过人或动物传播的细菌感染致死（即二次感染死亡），两者合计构成“效果”。文中特别强调：“细菌战的真正危害在于引发精神与经济恐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扩大直接致死效应来完成使命。因此，本篇所述效果仅指直接致死效应”。
具体来说，以“昭和15年（1940年）宁波战役中的首次感染情况为例，如第一图所示”为说明，下图展示了相关图表。
虽然数据略显晦涩，但最下方的日期线显示：自10月28日开始出现感染者，持续至12月8日。仔细统计后发现，鼠疫病例数已达112例。值得注意的是，在1997年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的“细菌战诉讼”中，原告方2000年提交的鉴定报告曾将宁波细菌战受害者人数定为109人。后来经宁波细菌战记者裘为众深入调查，该报告被修正为112人。金子论文的发表，正是对裘氏调查准确性的有力佐证。
那么，与本论文最密切相关的核心文献，当属下文第一张表格——《既往作战效果概览表》。
由于印刷字迹略显模糊，现重新书写如下。
下面我来讲解一下表格的查看方法。
・“攻击”表示细菌发动攻击的具体日期。“15,6,4”对应1940年6月4日；“16,11,4”对应1941年11月4日；“17,8,19～21”则指1942年8月19日至21日期间实施的攻击行动。・「PX」是印鼠客蚤。其单位为千克。因此农安0.005相当于5克，农安大赉0.010则相当于10克。
克级用于地面喷洒，千克级用于空中喷洒。顺便说一下，5克相当于约1万只跳蚤。
・「效果」的「一次」指攻击地点的感染死亡人数，「二次」指从攻击地点向外扩散的感染死亡人数。
・“1.0Kg换算值”中的“Rpr”表示每1000克印鼠客蚤导致的死亡数量。“R”代表每1000克印鼠客蚤引发的总死亡数，“Cep”则是每1000克印鼠客蚤对应的流行系数。
需要说明的是，731部队在1940年11月实施的“金华”细菌战攻击，由于当时主要使用鼠疫菌液而非鼠疫跳蚤，因此未被列在表中。此外，1942年“广信、广丰、玉山”攻势虽属于“浙赣作战”中的细菌攻击行动，但需特别说明的是，该行动不仅用了鼠疫，还同时实施了伤寒菌、霍乱菌、炭疽菌等病原体的攻击。
根据这份记录显示，1940年6月4日吉林省农安地区首次进行5克PX地面喷洒后，从当天到7日连续四天，农安与大赉一带又实施了10克PX地面喷洒。四个月后的10月4日，浙江省衢县进行8公斤PX空中喷洒，同月27日浙江省宁波市喷洒2公斤PX。次年1941年11月4日，湖南省常德市进行1.6公斤PX空中喷洒，随后在1942年8月19日至21日期间，浙江省广信、广丰及江西省玉山地区实施了131克PX地面喷洒。经过这六轮疫情暴发，累计确诊695例，二次感染25251例，合计感染人数达25946人。
关于细菌攻击受害区域，如下图参照。
在第一张“既往作战效果概览表”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事实。
其一，针对浙江省各受灾地区及常德等地的病原菌防控工作，此前的研究（《井本日记》中国史料及实地调查等）虽然大致知晓方法和时间，但此前一直不清楚散布的PX量，包括农安、农安·大赉地区投放的鼠疫蚤数量，终于被明确查明。此外，正如开头所述，关于农安鼠疫的成因，松村高夫通过发现高桥论文并反复研究已有所发现。而金子论文中提到的6月4日投放5克PX的记载，进一步证实了病因并非自然流行，而是731部队实施的细菌战。农安·大赉地区的鼠疫流行，其根源同样可追溯至731部队的细菌战。金子的论文揭示了以下关键事实：这场瘟疫源于细菌战，具体表现为1940年6月4日细菌战导致615人死伤（含一、二次死亡），同年6月4日至7日期间，农安、大赉等地区共造成2436人死伤（含一、二次死亡）。相关研究还表明，此前一直被认为是源于农安自然传播的新京（今长春）鼠疫，现在可以判定是由农安细菌战引发。
2. 关于在农安细菌战中喷洒的鼠疫蚤
以“农安细菌战”为首，各地使用的鼠疫蚤（注：日本军方代号）实为731部队制造的产物。现将1940年，731部队平房总部参与鼠疫蚤生产的若干证词整理如下。
曾是731部队少年队成员的筱冢良雄回忆道：“1940年春天，我们被征召去处理老鼠。在ロ（日文片假名）号棟三楼有个暗室，里面摆着层架子，架子上排列着油桶般的容器。里面装着带壳的小麦。我们把普通黑鼠关进使其无法活动的笼子，再把笼子放进装满稻草的油桶里。我记得当时湿度和温度都异常高，湿度超过70%，温度大概接近40度。”我们接到的任务是一天一次轮换巡视，发现死老鼠就及时更换。这项工作始于1940年春天（《细菌战部队》731研究会编）
同样从事跳蚤养殖的鹤田兼敏表示：“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会收集中间的跳蚤。跳蚤的采集我每月都会去一两次。采集时，我会在罐子中央铺上一块布，然后把罐子放在中央，跳蚤似乎就会进入兴奋状态，全都跳起来钻进烧杯里。当然，蛹也会跟着跳。成虫和蛹就这样完美地钻进了罐子，最后只剩下幼虫。等全部钻进去后，我会趁机用手盖上罐盖，上下摇晃。这样跳蚤就会聚成团，然后转移到另一个采集器里。就这样，我完成了跳蚤的采集工作（前引书）
正是在前文“引言”部分提到的田中英雄（731部队昆虫研究班班长），指导了这种跳蚤的繁殖。筱冢在被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曾以战犯身份作出如下供述。
据《细菌作战》（江田泉等译）记载：“六月初，在田中技手指挥下，15名少年队员培育出900毫升的蚤类，这些蚤类被动物班接收后，与2000只老鼠一同由航空班运送，最终装入飞往南京的飞机。”这些被装机的蚤类与老鼠随后移交至南京1644部队，用于与731部队在浙江省开展的联合作战行动。
此外，731部队平房本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1949年）中透露，他们专门建造了四间用于大规模繁殖蚤类的特殊房间，通过将室温控制在摄氏30度，仅用两三个月就成功捕获了45公斤的蚤类。考虑到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仅需100公斤鼠疫蚤就足以毁灭全球人口，这充分说明731部队的鼠疫蚤生产堪称“恶魔行径”。
川岛接着说道。
（问）在细菌战期间，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跳蚤？
（答）它应该是被鼠疫细菌污染。
（问）那么，它是被用作细菌武器吗？
（答）是的，是这样的。
（问）究竟想用什么方法，把鼠疫菌当作细菌武器来使用？
（答）在我任职期间，人们普遍认为从飞机上投放跳蚤是最有效的方法。
（问）中国派遣时，你从飞机上投放过跳蚤吗？
（答）是的。
（问）是被鼠疫菌污染的跳蚤吗？
（答）确实如此。在中国，通过鼠疫蚤进行的细菌战，引发了鼠疫。
《关于因准备及使用细菌战武器被起诉的前日本军人案件的审判文件》
3. 从高桥正彦论文看农安细菌战
高桥正彦论文集收录了高桥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二部中发表的11篇论文，这些论文于1949年作为医学博士学位申请论文提交至庆应大学。1999年，该校教授松村高夫在医学院仓库中发现了这批文献。
《昭和15年（1940年）农安及新京鼠疫疫情报告》第一至第五篇《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二部 第514、515、525、526、537、538号 1943年
《鼠疫菌R型突变研究》第一卷至第二卷《同上》第二部
・关于“鼠疫皮肤反应”《同上》第二部
・《关于鼠疫疫苗》《同上》第二部
・《关于鼠疫甘油分解性突变的研究》《同上》第二部
・《关于鼠疫菌的变异株》《同上》第二部
・《关于鼠疫菌的酸凝集性、自然凝集性及“台盼黄”凝集性》《同上》第二部
・《瓜蛙疫病的流行病学观察》《同上》第二部
《鼠疫杆菌噬菌体研究》第一卷至第二卷（同上）第二部
・《鼠疫免疫研究》第一至第八卷《同上》第二部
《鼠疫菌非粘性突变研究》第一至第三篇（同上）第二部
其中与金子论文相关的内容包括《昭和15年（1940年）农安及新京可能发生的瘟疫流行》第一至第五篇。以下统称为“高桥论文”。
高桥论文在说明其主旨时指出：“本报告是对昭和15年9月下旬新京发生鼠疫流行期间，负责防疫的加茂部队（即731部队。因部队长石井四郎出生于千叶县千代田村加茂聚落，731部队初期曾使用此名称）相关人员调查研究业绩中，值得参考事项的综合汇总。”
关于农安鼠疫流行的情况，论文记载：“6月中旬，农安医院医师李奎芳诊治了居住在西大街的农安医院内2-3名因不明急性疾病死亡的患者，其本人于6月30日发病，7月2日死亡，此事首次公开证实了鼠疫患者的出现。随后，对7月9日发病、同月11日死亡的吴元林进行细菌检测，最终确定为鼠疫。”此后，鼠疫从农安医院向西门外、东街、南街传播，并扩散至农安周边村落。截至同年12月13日疫情终结，共记录鼠疫患者354人（死亡298人，治愈54人，继续住院2人）。高桥对此补充道：“虽记录在册的鼠疫患者为353名，但考虑到另有相当数量被隐瞒的病例，实际患者数应远多于此……可认为是相当剧烈的流行。”
1940年7月13日的《满洲日日新闻》刊登了一篇题为《农安现鼠疫·京白线如临大敌的防疫阵势》的报道。
报道称：“首都警察厅卫生科虽已为夏季防疫工作做好万全准备，但12日仍接到紧急报告，称国都近郊农安城内出现一名真性鼠疫患者。该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防疫对策，随即禁止从农安、荣冈、苇家各站乘车，限制哈尔滨站乘客数量，农安至伏龙泉间的巴士及运输车辆一律停运，并在前郭旗至新京间的列车内启动乘客检疫，布下严防死守的防疫铁壁阵。”（1940年7月13日《满洲日日新闻》）
(1)731部队开展农安细菌战的宗旨
1940年6月，当731部队开始投放鼠疫蚤时，高桥立即进入农安地区。他写道：“在昭和15年（1930年）6月至11月的农安鼠疫流行期间，我们对疫源地农安街居民进行了鼠疫皮肤反应检测，通过地域、性别和年龄分层观察，取得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成果。”7月2日从感染后死亡的李奎芳医生身上采集了鼠疫菌株，7月15日又从另一名感染死亡者身上成功分离出鼠疫菌株。
发现高桥论文的庆应大学松村高夫教授，在其发表于《三田学会杂志》2013年第106卷的论文《731部队的细菌战与战时及战后医学》中，曾这样论述道。
根据高桥论文记载，731部队在南京解剖了48具鼠疫死亡者遗体，在新京（后文将提及其为从南京传播的疫区）解剖了78具鼠疫死亡者遗体。这些标本经防腐处理后被运回平房总部。论文指出：对124具尸体进行全身解剖后，对淋巴结、各内脏器官及必要部位进行了细菌检测。通过镜检、培养试验、动物实验及器官热沉降反应试验，最终确认其中58具死于鼠疫感染。此外，论文还按病型分类观察了细菌检出率，并对隔离病房收治的患者（南京9人、新京7人）进行了鼠疫菌检测。
与此同时，高桥对下水沟中的蚤类和鼠类细菌携带率进行了详细调查，重点研究了感染途径和毒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在农安地区“325只沟鼠中有9只携带病菌”，并得出结论：“沟鼠间的病毒传播是鼠疫直接传染源”，且“相较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这种病毒更可能是通过携带病菌的鼠类经蚤类传播给人类”。由此可见，后来在浙江和常德开展的细菌战行动，其“数据”——即关于何种方式传播鼠疫菌最有效的各类资料——正是源自农安细菌战的研究成果。
(2)农安地区病害流行防控工作的实际情况
针对这些农业安全领域的瘟疫流行，防疫工作分两个阶段展开。（引自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解学诗《新京瘟疫谋略——1940年》，江田泉美译，松村高夫等编《战争与疫病》）
第一阶段从7月12日持续到10月20日，以“满洲国民生部卫生保健司”为核心，从新京调派了五十多名防疫人员。次日（13日），防疫队封锁了农安县城城门，切断交通线路，在县城内划设五个隔离区及十余处小型隔离点并实施封控。周边区域被铁丝网围堵，“满洲国”警察持枪值守，严禁居民离开隔离区。这正是伪“满洲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在第二阶段（10月20日至11月6日），关东军临时防疫队农安派遣队（即被称为“雁部队”的731部队）被派往农安。从新京出发的三列专列，共运送了上千名防疫队员。该派遣命令载明：“关东军命令 关作命甲第380号 10月16日 新京军司令（一）军需进一步加强首都新京的防御体系，全力推进鼠疫疫情的早期消除工作，同时抽调部分兵力，对新京防疫直接相关的农安县城周边鼠疫病原地带实施防疫措施；（二）关东军临时防疫队本部应继续履行原有职责，同时抽调部分兵力对农安县城周边鼠疫病原地带开展防疫工作。”该命令由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下达。
当“雁部队”于10月20日抵达农安时，当地3.3万总人口中已有三分之一逃离，731部队防疫队的抵达时间已经超过大部分鼠疫病例的流行高峰。此时农安354例鼠疫患者中已有265例发病，“雁部队”的抵达可谓姗姗来迟。更甚者，在鼠疫尚未完全消退的11月30日（实际消退日期为12月13日），他们竟提前撤离了农安。表面看似是“防疫队”，实则并非为救治患者，而是专门采集鼠疫相关鲜活情报与数据，为后续细菌战做准备。正如前文所述，7月2日和15日从鼠疫患者遗体中分离出鼠疫菌株后，不仅持续开展菌株分离工作，还对携带病菌的老鼠活动轨迹进行详细调查。同年9月，731部队大规模开展农业防疫行动，旨在采集新型菌株并追踪鼠疫传播动态。
(3)新京瘟流行
传递焚毁讯息的《满洲日日新闻》
（1940年10月8日）
在高桥论文中的“第一篇 流行的流行病学观察（其二）关于新京的流行”（1943年）部分，对新京出现鼠疫患者的情况记载如下：
“东三条通44号田岛犬猫病院（院长田岛义次）雇工王合（该家三女忠子的保姆）于9月23日发病，次日（24日）唤其生父前来，随其一同返回宽城子韩家自宅竭力疗养，却于25日出现极严重的肺部症状死亡。”疫情由此开始，随后扩散至田岛家及其周边。田岛犬猫病院所在地距离新京站东南方向600米，是三面环路的日本人聚居区（该区域被称为“三角地带”）。
由此开始的新京鼠疫患者集中分布于这片被称为“三角地带”（南广场、东三条、曙町、日本桥通）的区域。自9月23日始至11月13日的52天期间，共出现28名鼠疫感染者，其中日本人14名、中国人12名死于感染。
鼠疫究竟如何传入新京？高桥虽称直接感染途径不明，却断定农安的鼠疫通过某种方式被带入这片三角地带。此前引用的《“731部队的细菌战与战时·战后医学”》（《三田学会杂志》106卷2013年）中，松村指出：“731部队军医平泽正欣认为，农安某富豪将爱犬送入田岛犬猫病院住院治疗时，通过犬蚤将鼠疫传入新京。平泽写道：‘本研究动机源于新京鼠疫，昭和15年9月下旬新京鼠疫流行之际，我受命负责防疫并致力探究其感染途径。如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二部第514号等所载，新京鼠疫源头系先前之农安鼠疫已甚明朗。即新京特别市东三条通44号田岛犬猫病院出现首例患者，继而波及该家族及邻近区域，究其缘由，莫非农安某富豪为使其爱犬于该病院住院而将疫区病蚤带入之疑？我遂关注本首发病例或为犬蚤所致鼠疫患者，并试图通过实验验证此事（平泽正欣《关于“犬蚤”Ctenocephalus canis Curtis传播“鼠疫”媒介能力的实验研究》绪言）。’”
(4)新京鼠疫与731部队
新京出现鼠疫患者后，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于1940年10月5日发布如下《关作命第699号》命令，731部队（当时称为加茂部队）据此以“关东军临时鼠疫防疫队”名义进驻新京：
《关作命第699号》
我军将与满洲国协作，力图彻底消灭新京特别市的鼠疫流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须迅速调集所需人员及物资承担此项防疫任务。第二独立守备队长负责安排第二项人员的宿舍；新京陆军病院长、关东军野战汽车厂长及关东陆军仓库长须协助第二项部队。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长为支援诊疗业务，须速派军医尉官2名、卫生下士官2名、卫生兵2名（含汽车驾驶员）至新京陆军病院，归该院长指挥。5、6.（略）
由此，以石井四郎为本部长的防疫队本部设于国防会馆，建筑外悬挂“关东军临时防疫队本部”横幅，正式展开防疫活动。该队伍以731部队为主体，加上从伪满洲国陆军病院派遣的军医、卫生将校、卫生下士官、卫生兵共计277人组成；若计入另行编组的部队，总数达729人。石井四郎主持召开的防疫会议，动员了关东军参谋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新京宪兵队、满洲国总务部、新京市、协和会、满铁新京支社、新京驻屯军等伪满政权所有权力机关，可见其为“保卫国都”倾尽全力的态势。
曾被分配至高桥班（鼠疫班）的731部队成员镰田信雄，当时为防疫活动被派往新京。他向我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我和高桥班的队员们因新京流行鼠疫而被派往当地。我们用约三尺高的镀锌铁板围墙将流行疫区入船町围起后全部烧毁。因为上级教导我们，焚烧感染房屋是最有效的防疫手段。此外，我们还奉队长之命，驱使从各车辆部队调来的劳役挖掘鼠疫死者的坟墓，取出尸体。用手术刀唰地切开尸体的胸膛，采集肺、肝脏等器官涂抹在培养皿的培养基上。这对我来说是份令人厌恶的工作。毕竟解剖的是明确因鼠疫而死的尸体……有时会将制成的标本带回本部。从这里采集的培养皿鼠疫菌，有些会在新京卫生技术厂培养后送往石井阁下处。”
■在结束之际
至此，本文审视了农安细菌战及其向长春传播的实况。这些事实的明朗化，主要得益于于1999年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发现并解读的高桥论文，以及2011年731研究中心奈须重雄发现、明确证明其为731部队所为的金子顺一论文。此外，其间于2003年编辑出版的《“731部队”罪行铁证 特移扱·防疫文书集》（吉林省档案馆、中日近现代史研究会、ABC企划委员会编，中国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刊），通过发掘并公之于世那些曾被埋藏隐匿的史料，使农安、新京细菌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其中收录的农安细菌战受害者触目惊心的鲜活照片，以及日军溃逃时企图销毁却未燃尽的文书史料残片，无不淋漓尽致地证明了农安细菌战的惨烈。
我于1996年与全国同仁共同创立了“查明细菌战历史事实会”，并于1997年代理来自8个地区的180名细菌战受害者提起了细菌战赔偿诉讼。各地区情况及法院认定的事实如下所示
提起此项诉讼之时——即1997年之际，由于高桥论文、金子论文均尚未被发现，我对农安细菌战的认知也未能明晰。对此，我须向农安（大赉）·长春的细菌战受害者诸位深表歉意。
现阶段而言，正如前文所述，农安细菌战史料齐备、不容质疑。为使这一历史事实更臻确凿，尚需若干受害者（及其遗属）的证言以及能够印证这些证言的实地调查。谨以此言作结本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