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0月25日电（记者 郭至君）10月21日，高市早苗在日本临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首相指名选举中均获胜，正式成为日本第104任首相，也是日本第一位女性首相，她是日本政坛右翼代表性人物，向来对华强硬，因此，国际舆论都非常关注高市政权对中日关系可能产生的冲击。中评社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前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吕小庆，请他分析了高市早苗上台后可能的一些变化和影响，吕小庆认为，高市政权对中日关系必然带来负面影响和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无论是她及日本统治集团，都没有能力采取激进冒险的对华政策，这是强大的中国力量所限定的。
中评社记者：作为日本政坛右翼保守势力的代表性人物，高市早苗的胜选意味着日本政坛怎样的变化？她上台将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
吕小庆：高市早苗这次当选前，由于公明党毅然退出，致使长达26年的自民党与公明党在国会的联盟瓦解，引发日本政局动荡，特别是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选胜出后，原本接班石破茂上位首相的剧本被搅乱，引起“野党联合掀翻自民党政权推出国民民主党玉木雄一郎做首相”、“石破首相与高市总裁组成双头政治”、“石破回锅继续干”等多种说法。总而言之，就是是高市早苗的首相大梦似乎悬了。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过是在“自公联盟”瓦解后，日本朝野各政治势力进行的舆论投机炒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偏了公众对日本政坛的认识。我个人在首相指名选举前一周研判，高市早苗大概率会有惊无险地当上日本宪政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第一，自民党虽然不是在参众两院都占多数了，但依然是参众两院中的绝对大党。第二，日本在野党林立，派系复杂，政策各异、理念相左，极右的有维新会、参政党等，偏左的有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社民党等，即便是国会第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和拥有不少席位的国民民主党，其政治政策左右摇摆不定，的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所以日本的在野党不是反对党，这个概念需要清楚。因此，在野党即便联合也是弱弱联合，高市早苗当选首相是没有悬念的。
我认为，高市的上台打破了三个平衡。第一，她打破了自民党内激进右翼与现实右翼的平衡。已故安倍晋三就是典型的右翼现实主义者，其在长达近八年任期中，一边加快修改和平宪法进程，多做少说的实质性强化军备，在台湾问题上大小动作频频，直接和间接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又高调访问中国，主动和中国领导人正面互动，与中国积极开展双边和地区经贸合作。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等都基本继承了安倍的现实右翼路线。但高市早苗不是，她是激进右翼，这打破了自民党内以往的对外政策平衡。第二，高市任自民党总裁后，对偏左翼公明党采取十分不恭姿态，致使后者愤然退出联盟，打破了执政联盟当中偏左翼的势力对极右势力的制衡。公明党的退出，恰恰给极右翼政党维新会与自民党联盟腾出了空间，也强化了自民党极右翼势力，高市早苗政权成为完全右翼执政党，打破了过去执政联盟内偏左势力的制衡。第三，高市早苗打破了日本首相候选人在参选前不在涉华基本问题上公然挑衅的惯例。鉴此，高市早苗执政自带极右翼反华底色，必然对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和不确定的因素，使得石破政权期间中日关系逐渐回暖的势头戛然而止，甚至出现倒退。
中评社记者：高市早苗被称为“安倍女孩”，以强硬保守政治立场著称。作为右翼代表人物，她长期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日本帝国主义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侵略历史，且曾表态若出任首相将继续参拜。从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来看，您认为她的立场是否会更进一步破坏中日之间的政治信任度？
吕小庆：这个问题我分两部分来回答。首先可以明确的是，高市早苗任首相后，不敢再公然参拜靖国神社，理由有三：一是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在第二次任首相之后的周年之日，公然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中国和周边相关国家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中国政府在全球外交领域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予以强有力的舆论压制，使日本从政治中枢、知识精英、政策咨询等对外政策决策层面，认识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道德上处于绝对下风，对日本的国家形象和利益损害巨大，此后再无首相亲身参拜之蠢动；二是高市早苗虽然迄今连续11年参拜靖国神社，但其行为主要是政客投机行为，并非其政治理念，其成为首相之后铤而走险的可能性不大；三是高市早苗政权在党内的主要支撑是“垂帘听政”的前首相麻生太郎，从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出发，麻生太郎会对高市早苗的政治冒险行为加以约束。
第二，高市早苗一贯坚持反华、仇华甚至敌华的立场，言行相当激进，其当选本身就破坏了习主席去年与石破茂首相在秘鲁利马APEC达成的政治共识。高市早苗执政，客观上骤然减弱了中国对日本的政治信任，这不是政治互信的问题。
中评社记者：高市早苗不仅多次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还曾提议与台湾建立“准安全同盟”和“合作机制”，甚至扬言要让中国明白“成本和风险”。结合高市早苗在外交、军事领域的激进主张，这是否意味着日本的台海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
吕小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很干脆，不会。首先，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政治核心基础，高市早苗政权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颠覆这个根本基础。事实上，中国“九三大阅兵”向全世界，也向包括日本在内企图在台海问题上搞事的国家，展示了西方所谓的“实力角度学”。日本朝野不会对九三大阅兵视而不见，高市政权如果敢在台湾问题上妄动的话，必然引火烧身。第二，中日关系的主导权不在日本一方，日本也不是两岸关系的主要域外力量，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不是日本说了算，从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上出发，中方对中日关系有更大把控权。第三，高市早苗并没有深厚的“台湾情结”，其在台湾问题上更多的是攫取政治利益的政客表演，在首相任上期激进表演当会降温。综上，高市早苗政权在台海政策上不会发生根本性、颠覆性的变化。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采取“温水煮青蛙”、“切香肠”的渐进方式并不断加码，且不仅是口头上的表面姿态，事实上在军事、外交、政治、人文、经济等全方位，一直在明里暗里实质性地支持台独分裂势力，高市政权会进一步发展和强化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
我个人认为，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主要目的并不在台湾，而在中国大陆。将中国作为最大的战略威胁，是日本的既定国家战略，台湾是日本实施此战略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抓手之一，目的就是要阻碍中国实现统一步伐，最大限度地迟滞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进程。高市早苗将遵循以“安保三文件”为基石的对华方针，将更加务实地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对我进行牵制甚至胁迫。
中评社记者：高市早苗强调深化日美同盟以应对“台海危机”。在当前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您认为她的对华强硬立场是主动迎合美国战略，还是日本基于自身所谓“国家利益”的独立判断？这种“绑定日美同盟以制华”的策略，是否会让日本陷入“安全悖论”？
吕小庆：日本在台湾问题的政策上既有追随美国的一面，也有其自主判断和独立选择的一面。首先，台湾问题的域外力量主要是美国而不是日本，但基于历史原因和现实需要，日本在台湾问题具有极为特殊的影响和作用。日本在中国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台湾光复后，日本在“台独”问题上并未消停过，有一种形象说法，“台独是在日本出生，在美国长大，跑到台湾岛内闹事”。在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日益甚嚣尘上、中美对峙与日本右翼得势的三重因素叠加下，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有比以前更大的独立空间，并非完全追随美国而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日本本质上更期望的是“日美同盟有事”。安倍 2021年提出“台湾有事论”后，据悉引起美国对日本“企图在台海问题上绑架美国”的警觉、不满和敲打，不在提“日美同盟有事”，但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险恶企图昭然若揭。
其次，俄乌战争爆发后，日本企图抓住中美贸易摩擦和外交对峙，鼓噪台湾问题“乌克兰化”，以赌国运的赌徒行为频频突破台日关系底线，拱火两岸关系，激化两岸紧张局势，图谋引发两岸并中美战争冲突。这是明眼可见的一件事情。
第三，如前所述，《安保三文件》作为法律上确定的的既定国策，日本在台海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甚至在日本支持旨在分裂中国的“藏独”、“疆独”、“港独”等各种反动势力上，并没有安全悖论的困扰。但事实上，如同八十年前日本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一样，日本再次用自圆其说的“国家利益线”、“绝对安全论”只会将日本引向毁灭的歧途，这一点，中方要反复向日方强调其“安全悖论”的危害和危险。
中评社记者：当前，温和的公明党已退出执政联盟。您认为高市政权的对华政策会是“激进冒进”还是“有限强硬”？中方应如何加强引导塑造，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稳定？
吕小庆：高市早苗政权包括整个日本，都没有能力采取激进冒险的对华政策，这是强大的中国力量所限定的。在谈日本的时候一定要把中国放在前面，中国正在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在综合国力上已对日本逐步形成碾压之势，日本没有能力对我们采取激进的政策。
中国如何面对高市早苗右翼政权，我强调三点，一是对待高市政权，我们依然要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并采取主动引领中日关系大局，不能随他们的节奏而动。二是要继续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给日本统治集团划线，对高市政权不宜道德约束，而要依法行事。特别突出《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两个文件，强调《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政府认定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基础，并通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由两国立法机构批准形成国际法文件，告诫高市政权不能违法。三是在历史问题、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台湾等中日关系最主要的三个问题上，我们要重点聚焦台湾问题。在历史问题上不必过于关注日本的造势宣传，最大限度的忍耐防止上日本右翼政权利用民粹对我施压。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经过十三年海警常态化巡航，基本实现了实力掌控，避免极端事件发生即可维持有利于我方的现状。
